干凈！干凈！干凈！這對每個去過日本的游客，幾乎已成共識。
以前偶爾和朋友小聚，我說日本干凈，沒有人信。這幾年去的人多了，倒也不用我再白費口舌了。更令他們驚訝的是，東京街頭一個垃圾桶都沒有，卻也能干凈如斯。很多朋友回國便來問我：這是為什么？
在日本浪蕩十年，恰好經歷了日本垃圾管理制度的變遷歷史。閑來聊寫幾筆，希望可以一解朋友們的疑問。
來源：日本浪蕩
1.90年代，廣州→香港→東京
1993年9月中下旬，還在銀行工作的我，接到了慶應義塾大學寄過來的資料，于是匆匆辭了職，上廣州辦防疫手續(xù)、簽證 。
住在五羊新城。上世紀90年代初期，天河北、珠江新城還是農田，這里算是廣州比較繁華的新城區(qū)， 街邊粵菜、川菜、拉面館， 一間接一間，生意興隆。
美中不足的是，滿街都是快餐泡沫盒和紙巾等垃圾；臨街喝著啤酒，一陣晚風吹過，還捎來潲水的味道——因為很多餐館都直接把潲水倒在路邊，白天太陽一曬，百米之外都能聞到臭味。
——這就是90年代的廣州印象。
那時候，廣州還不能直飛日本，我從香港飛，機票還是輾轉托一個香港老板買的。到香港，第一次坐地鐵，拖著拉桿箱不知道怎么過票閘，只好一把頂在頭上。
香港的街頭，高樓林立，廣告牌、霓虹燈鱗次櫛比，街道明顯比廣州要整潔。這對于年僅24歲的我來說，顯然代表著一個更高層次的文明。原來傳說中的香港，確實不同凡響！
等飛機降落日本，“更高層次的文明”之感就更加明顯。從北赤羽去高田馬場，我第一次見識到日本的街道。黑色的瀝青路面，白色的車道劃線整潔、光滑而醒目。雙車道路旁的人行道，也是瀝青石子鋪就。單行線兩邊，用白線畫出僅容一人通過的人行道。每隔50米就有一根電線桿，有車來，得側著身子從桿旁通過。一路上，走走看看，充滿好奇。路上連一張紙片都沒有，偶爾可見的是屋檐下的花盆，開著幾朵小花。
與香港不一樣，這里商店工廠的招牌一般都不大，素色基調，與周圍相當協調。門前掛著一串風鈴，兩張竹簾，幾根麻繩；又或一絲清水，沿著青青竹筒削尖的端口，緩緩流下，落在地上的石盤里……顯然，商家依賴的，不是招牌的大字和搶眼的顏色，而是門面裝飾的文藝和雅氣。
這便是90年代，我對廣州、香港、東京的第一次印象對比。
2.亂扔垃圾，隨時會被鄰居盯上
我在北赤羽的一個民間留學生公寓住了下來。公寓內的前輩就第一時間告訴過我：垃圾必須分類后才可以丟掉。而且，不同類別，收集時間也不同。一般生活垃圾的收集時間是每周二和周五，不可燃的是周三，資源類是雙周周四；所有收集時間都具體到當天上午10點前，過時不侯。
前輩還順便交給我一本生活指南，里面詳細記錄各種信息，包括垃圾分類標準、方法和收集時間等。學習這本指南，也成了我的日常功課。
日本有明確的垃圾分類標準，每個區(qū)有各類垃圾固定的回收時間。
剛開始難免掛一漏萬。有一天大早，我趕著上學，忘記扔餐余（可燃）垃圾了。晚上回來，那個四帖半（一帖相當于一個榻榻米大小）的空間里充滿了酸腐味。第二天，我把它和不可燃垃圾裝進一個更大的袋子，心懷僥幸地扔到了最近的垃圾收集點。
日本的垃圾收集點，一般在主干道兩旁的某個電線桿下面。通常每隔二三十米，就設置一個點；使用同一個點的，就那么5-8戶人家。
垃圾收集點，有各類垃圾回收的時間告示。
傍晚回家，剛想進入公寓正門，突然后面有人說了聲“すみません。（Sumimasen、對不起）”。我回過頭，原來是對面餐館的老板，手里拿著早上我扔的垃圾袋，問是不是我家的。
我漲紅了臉點了點頭。他說，他拆開垃圾袋，看過里面的紙片，知道是我家的，然后另外找了個袋子，把里面的不可燃垃圾分開，放在了垃圾收集點；這些可燃垃圾就留在原袋子里，一直等著我放學回來。他叮囑說：周三是扔不可燃垃圾的時間，不能扔可燃垃圾 。
真是萬分羞愧，我連聲道歉，接過了那袋垃圾。
在日本亂扔垃圾，那是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。
3.為了省垃圾費，我也是蠻拼的
大約到了1994年初，東京各區(qū)開始對生活垃圾收費，要求使用專門垃圾袋。
原來扔垃圾，就是把垃圾裝在塑料購物袋里，按照收集時間扔到收集點。剛開始收費時，總覺得要到便利店花錢購買專用垃圾袋不劃算，就直接用購物袋裝垃圾。結果有一天，過了垃圾收集時間，我家的垃圾還原封不動留在收集點。我只好灰溜溜又拎回家。
原來，生活垃圾收費的過渡期結束了，不裝在專用垃圾袋的垃圾，一律不收。
每個地區(qū)都有指定的各類垃圾專用袋。
垃圾袋其實不貴，最貴也就兩百日元（相當于十二三塊人民幣）。但對于那時候像我一樣的留學生來說，這仍然是一個不愿意花的開銷。我沒有拿過家里一分錢去留學，知道每一個日元上面，凝結的血汗有多少。
于是，能不往家里帶垃圾就不帶，成了我的鐵律。比如在商店買了雙鞋子，我會只把鞋子帶回來，盒子啥的統(tǒng)統(tǒng)留給商店。白天在外邊上學打工產生的垃圾，就扔在外邊的垃圾箱。
經濟學最基本的假定就是理性人假定，每個人每個企業(yè)都會按照利益最大化行事——盡量擴大收益，盡量縮減成本。我在扔垃圾這種事上，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1995年，奧姆真理教的毒氣事件發(fā)生后，東京出于安?？紤]，撤走了街上所有垃圾箱。在節(jié)省垃圾費這件事上，我不得不找其他出路。沒辦法了，哪里買的飲料，站在店鋪（或者自動販賣機）前喝完，罐瓶留下 。偶爾還可以把書包里的垃圾，扔到24小時便利店門前的垃圾箱里。
公共垃圾箱撤走后，便利店門前的垃圾箱就成了我處理垃圾的好去處。
便利店分布在東京的大街小巷，這點利用還是可以的。不過，在扔之前還是要把垃圾放在背包里，這總不是件好受的事。
于是就挖空心思，減少垃圾產生。
此乃終極之計。久而久之，便成了習慣，從思維到行動。
4.大件垃圾收費后，就沒法撿寶了
90年代初期，東京的垃圾收集點，常見電視機、電冰箱和洗衣機等家電，以及書桌椅子等家具。我和許多這個時期留學日本的人一樣，壓根兒就沒有想過“買”家具家電。缺什么，只要在垃圾收集點轉悠兩次，必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的。
1994年4月，馬來西亞的親戚來日留學。初來乍到，他抱怨，日本的家電太貴，想要一臺電視一臺冰箱，買不起。我說好辦，等兩周，我送給你。果然，第二周，我就從附近的垃圾收集點，撿到了電視冰箱各一。他看到高興壞了。
再后來，這等好事就再也沒有了。
大件垃圾也開始收費了，不同種類的垃圾收費也不一樣，再也沒有人把大件垃圾放到垃圾收集點。扔大件垃圾，需要先到“7-11”或者“Lawson”等便利店購買大件垃圾票，貼好后自己打電話給垃圾收集中心，約好時間收集。
這些原來“免費”的東西，后來只能在報紙上的二手市場版買了。
5.日本人對公共空間的責任心
有一次打工，我跟著一個叫中西的老板和另一個日本人，去東京都足立區(qū)搞清潔。工作內容是，弄掉他們前天傍晚不小心傾倒在馬路上的白色油漆。
足立區(qū)在東京都的東北部，屬于一個偏遠落后的地方，那里最出名的也許就是一個監(jiān)獄。我們搞清潔的地方，就離那監(jiān)獄不遠。
油漆面積有半平方米大，外加斷續(xù)的一條尾巴。我們三個人，用鏟子鏟、鐵刷刷，還倒了香蕉水，在烈日下干了一個多小時，都于事無補。
我心里吐槽，這么偏僻的一個地方，這么大條馬路，倒點油漆怎么了？于是建議老板放棄算了。誰知道老板連聲說道“dame！dame！(不行不行)”。
沒辦法，我心里一邊罵老板“死腦筋”，一邊繼續(xù)干活，鐵刷刷在瀝青路上，都是對老板的怨氣。烈日暴曬下，衣服濕了又干，干了又濕。兩個日本工友衣服上全是一圈圈的淺白鹽跡。
后來，還是我腦子轉得快——想起安裝熱水器時，連接銅管所使用的小型燃氣噴火器。我們買了幾瓶燃氣，很快就把那些油漆燒得干干凈凈。
干活的時候，我對中西老板充滿了怨氣。后來，這件事反而成了我對日本人的印象標記——他們對于公共空間責任的那份執(zhí)著，讓我永生不忘。
6.有公德心與廉恥心，就離干凈不遠了
東京都幾乎每一條街道，都干干凈凈，一塵不染。在這樣的地方，不管你有沒有經過訓練，你都不會、不敢亂扔垃圾。因為就算別人不說你，自己都會覺得不好意思。就像進了一個五星級賓館里面，你絕對不會在里面亂吐痰一樣。
東京是一個干凈的城市，稍帶文藝氣質。京都奈良，就更加干凈而端莊典雅。京都的人均每日垃圾產生量，甚至已經少于500克，已經是世界級的榜樣。
東京以及日本其他城市的干凈，來自于政府政策的成功。他們實施多排多付的垃圾收費政策，能有效減少垃圾的產生。最近幾年，國內部分城市也試點了垃圾收費制度，絕大部分都是隨著水費一起征收。
這種方式，最多只能減輕一點政府處理垃圾的負擔，其他結果就不用指望了。如果每多扔一袋垃圾所支付的邊際成本等于零，人們該扔多少還是扔多少，一點都不用擔心多付錢的問題 。
城市的干凈，更主要源于公德心與廉恥心的有無及強烈。這兩者卻又依賴于教育與教養(yǎng)。而日本的教育教養(yǎng)原點，就在于儒家忠孝公德文化。想想，這些東西，我們才是本家。日本人拿去了，創(chuàng)造出一個令人更有尊嚴的環(huán)境，真是令人唏噓。
來源:中國環(huán)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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